然而，2015年修改后的我国《立法法》，并没有在以上三层次和篇章结构中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而是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写在第二章法律的最后一节即第五节的其他规定中。
[59]基于必要性的要求，行政机关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适用禁止手段。[15] See GROCERY MFRS. ASS'N v. SORRELL., 102 F.Supp.3d 583 (D.Vt. 2015), p.640. [16] 同上,第632页。
立刻消费或者餐厅销售的食品。未来可以考虑在《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原则性条款或者授权性条款，例如要求行政机关在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的情况下采取规制措施，或者授权行政机关进一步制定规范，以最大程度的兼顾风险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进行适当的规制。二是与传统行政领域不同，风险规制是一种典型的决策与未知之中的领域，未知使得行政机关的风险规制中的自由裁量变得极为重要，对于破坏范围和程度不可预知的风险，行政机关需要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风险评估活动较为特殊，需要由专家依据科学原则和方法进行评估活动并保持透明性，在复杂性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事实查明活动。摘要: 由于转基因食品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对转基因食品的规制很大程度上依赖行政机关的裁量。
在2014年的GROCERY MFRS. ASSN v. SORRELL案中，原告作为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代表试图挑战美国佛蒙特州制定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法案的合宪性以限制该法案生效，佛蒙特地区法院通过中央哈德逊测试认为，该法案所要求的对转基因成分的强制标识并非仅仅涉及到消费者好奇心，还涉及到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实质性政府利益，从而确认该法案的合宪性。另一种则基于社会理性，认为转基因食品与同类传统食品不同，应该根据风险防范原则，采取一定的风险防范措施。二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与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审查机构。
[24]不言而喻，合宪性审查极其重要且较为敏感，更离不开党的领导，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自然应该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逐步推进。(三) 合宪性审查有利于完善救济途径，保护基本权利 无救济制度，法定权利就沦为道德权利，实在法就成为一纸空文。按照现行宪法的制度设计，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16]对于政治性问题，理应排除在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之外，这也是今后防止恶意开启审查，保障合宪性审查工作规范有序必备的过滤器。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责任，而且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学界应该在总结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加强研讨、凝聚共识，尽快为合宪性审查的下一步工作出谋划策。
[33]以往我国大部分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偏重于实体层面的尽善尽美，容易忽视程序的重要性。从报告潜藏的意思可以推断出，当下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工作，应该是自2004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内部成立的法规审查备案室开展的对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备案审查工作。前文已经论述了合宪性审查的启动主体，根据合宪性审查内容的不同，其主体资格应稍有差异。[19]如果不能坚守这一原则，可能导致合宪性审查制度肇始之际，就面临大量的关于敏感政治问题的审议，使这一制度在萌芽状态即面临夭折的风险。
另外，合宪性审查不仅能够审查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是否符合宪法，从长远来看也应该审查国家机关领导人的职务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审查机构独立在人大制度之外，间接导致某些领导人的职务行为既需要对人大负责，也需要接受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审查，这会破坏了已有政治秩序的稳定。无论是从制定主体还是位阶效力来看，其他法律文件远比法律面临的合宪性问题严重。虽然从短期来看，如果能够做好对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工作，已然是巨大的进步。伴随执政能力的稳步提升，党将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赢得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
如此，既能防止申请人借口合宪性审查恶意拖延、逃避执行，又体现了合宪性审查对司法裁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认可和尊重。第二，合宪性审查机构不能越权审查政治问题。
由于我国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再加上当下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不可否认，社会上积累了一定量的矛盾冲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如果没有地方立法合宪审查制度，违背宪法的行为就得不到追究，宪法的最高权威也将在地方立法的侵袭下逐渐消融。因此厘清哪些问题属于政治问题是实施这一原则的前提，当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政治问题的内涵外延都缺乏清晰明确的界定，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时期对政治问题的判断并不一致。二则，高级领导人作为政治人物，本身就应该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督。无论是《宪法》，还是《立法法》，在此问题的表述上都语焉不详。[31]陈鹏：《合宪性审查中的立法事实认定》，载《法学家》2016年第6期，第1页。在此种情形下，可以适当扩大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主体范围，赋予所有组织和公民启动合宪性审查的权力，以便监督职务行为。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相互独立，三种权力之间并无高低大小之分，也可以说司法审查是司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以促成权力平衡的一种手段。因此，就需要对某些争议性用语进行严格的宪法解释。
虽然专门性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最终是否确立尚有待观察，但即便设立，合宪性审查机构也绝不能操切冒进主动审查政治问题的合宪性。缺乏合宪性审查机制，将诱发宪法实施面临的各种障碍，导致文本与现实宪法秩序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折损宪法权威。
当审查内容仅限于程序性问题时，可以将处置权赋予审查机构，由审查机关作出公告，确认程序问题是否合宪。虽然在短期来看，公民还难以直接通过合宪性审查主张自身的宪法权利，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当合宪性审查制度逐渐完善，相关经验的积累日益丰富，将其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救济方式也未尝不可。
只有当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案件的裁判结果密切相关时，才能暂时中止司法案件的裁判程序，待合宪性审查终结之后，再开始审理司法诉讼。作者简介： 秦前红，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35]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宪法解释是合宪性审查能有效开展的必要前提。但凡法律或者法律文件不符合宪法精神，必定难以有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依照违宪法律作出的裁决也将侵害当事人的利益，违背依宪治国的初衷。
[34]饶龙飞：《双层式违宪构成论——以立法行为的合宪性审查为中心》，载《西部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61页。领导小组既能够担负起领导重任，又能够发挥甄别作用，作为必要的过滤手段，淘汰或押后部分不适宜的审查申请。
当初有观点认为合宪性审查主要是针对党，重在审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具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不利于维护党的权威，甚至有可能弱化党的领导。三十多年来随着宪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学界对于构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大声疾呼，终于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打开了一扇窗。
这也导致当下宪法实施的状态不尽如人意，以致极少数人诋毁宪法、漠视宪法的作用，毕竟，目前还难以直接追究违宪行为的宪法责任，欠缺对违宪主体应有的震慑。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充分表明党希望以法治思维化解执政过程中面临的各项难题，合宪性审查恰好体现了以法治方式解决违宪问题的初衷。
[10]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三) 政治问题不审查是合宪性审查应该秉持的重要理念 因宪法包含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这使得宪法呈现出政治的和法律的两种不同面相。[33]汤唯、黄兰松：《立法合宪性评估中的社会效能和司法效能探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7页。第三，党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力量，为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各项资源。
[30]第二，继续将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规等其他法律文件纳入审查范围。[22]在我国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中，全国人大制定的是基本法律，相对而言，更为重要但数量较少。
具体程序上的展开则是重大合宪性审查案件的受理，应该由审查机构向领导小组报告，由领导小组决定是否启动审查。第二，有利于党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这一制度必须有利于贯彻和实现党的领导，保证宪法监督在党的领导下进行。